在1940年的圣诞节前夜，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数学教授诺伯特·维纳收到了一笔不算丰厚的国防研究资金——2325美元，这笔资金是用于研究如何预先计算敌机的未来位置。尽管金额不大，但维纳对于能对抗轴心国势力的项目充满热情和投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飞行技术的飞速发展，防空系统的操作员的手动操作逐渐显示出了无法跟上速度的瓶颈，人的反应速度成了整个系统的弱点。于是，必须找到方法让人类从操作过程中退居二线。 对此，维纳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深入研究飞行员的心理和生理机制，试图找到一种机械化的方法去模仿飞行员的行为。但进展缓慢，并且维纳提出的复杂公式让国防部官员们感到困惑，项目最终被迫终止。 不过，诸多获得国防资助的研究项目中迸发出了一些新技术，比如VT引信。VT引信是一种能够让炮弹在空中根据接收的信号自动确定爆炸时机的创新装置。二战末期，德国研制出远程攻击能力的V1导弹，配备了简易自动驾驶系统，引起了广泛的担忧，人们甚至将V1称作“自主炸弹”。装备VT引信的防空炮成功击落了约79%的V1导弹，这场对决标志着机器在生死抉择上的自主决策第一次进入人类战争的历史。 在二战的尝试虽未完全成功，但对维纳影响深刻。1948年，维纳发表了《控制论》，这本书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理论：动物（包括人类）和机器均依赖信息的交流和处理来调节其功能。控制论穿越了传统学科的界限，为理解复杂系统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既适用于机械、电子系统，也适用于生物体和社会结构。 受控制论启发的自动化项目层出不穷，如美国的航空自动化管理系统，还有Cybersyn项目，该项目尝试将大数据、机器学习融入国家经济管理，虽因技术和政治原因未能成功，但它的雄心是值得铭记的。 控制论的核心理念打破了物理与精神的界限，是科学界开始考虑构建类人智能机器的重要基石。1950年，图灵的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深受控制论影响；神经网络创始人之一的皮茨也是维纳的助手，两者的研究相互促进。 尽管控制论不是人工智能的直接起源，但它们在模仿人类智能和行为方面有着共同的追求和理论基础，且在历史上交织影响。 控制论在两个世纪的交界点掀起的技术革命热潮对文化有着长远影响，特别是在硅谷文化中强调技术创新和变革的理念。 控制论一词从希腊语“κυβερνήτης”（kybernētēs）衍生而来，最初指船舶或政府的管理控制。随着时间演进，Cyber越来越多地与网络文化、虚拟现实和数字身份联系起来，Cyber Space指的是数字构建的虚拟世界。 极客们在密码战争中捍卫自由，推动加密技术发展，密码朋克运动倡导使用密码保护个人隐私和自由，最终赢得了将开源代码视为言论自由的法律胜利，极大促进了开源生态系统的繁荣。 在此背景下，技术极客们尝试创造出基于加密技术的支付系统。David Chaum的Digicash、Nick Szabo的Bitgold、戴伟的B-Money都为加密货币生态奠定了基础，虽然这些项目未能长久，但为后来者铺平了道路。 十年后，中本聪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创造了比特币，一个引领全球的加密货币创新。 AI和加密技术虽在不同领域发展，但共同追求自主性。我们畅想的是一个AI自主运作、加密世界去中心化的未来，将技术创新运用到社会功能优化和权力结构合理化。 AI和加密技术的汇聚正在塑造一个技术革命的新纪元。个体可以通过加密网络参与并获益，模型通过网络增强能力，AI创作者保护作品并公平分配权益。一个充满活力的开源社区和多方合作精神可能带来新的文艺复兴，为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艺术、文化和技术成果。 我们正见证一个技术革命，这不仅仅是技术的变革，而是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 接下来的系列文章将进一步探讨AI和加密技术如何在未来紧密结合及共同进步。